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致力于推动全社会共同努力，改善影响健康的环境条件及社会支持条件，促进公众养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预防控制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提升群体健康水平。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随着人类对疾病认知以及与疾病抗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6世纪以前，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尚处于经验层次，17世纪开始步入科学定量与实验研究阶段，18世纪其基础性学科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逐步形成，统计学也逐步用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践。19世纪建立的疾病细菌理论促进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快速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初步战胜或控制了天花、霍乱、鼠疫、白喉等烈性传染病，通过改善环境卫生、职业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实践不断丰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期间特别强调政府在改善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性，由此指导了“第一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期以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从医学领域脱颖而出。流行病学从应对传染病为主拓展为传染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并重，从研究疾病分布为主扩大为疾病分布、影响因素、预防措施并重，以分子流行病学为代表的一批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毒理学研究从关注毒性效应扩展到深入的机制研究，生物标志物、风险评估等广泛用于环境因素与健康关系的确认，毒物组学、替代毒理学、计算毒理学等研究领域迅速形成；与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的结合使环境卫生学研究由局部环境发展为针对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有害因素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其与人的活动的相互关系，区域和国家环境及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的健康的关系；营养学的研究以预防营养缺乏和过剩，降低营养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为出发点，多次修订完善营养素膳食推荐供给量标准，完善了中国本土食物成分数据，探讨健康的膳食模式；食品卫生工作明确步入法治管理阶段。全世界关注改善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状况以及提高其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健康，促进了以儿童青少年和妇女健康促进为目标的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的发展。行为科学的诞生并与公共卫生学相结合奠定了健康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开创了对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和疾病关系以及行为生活方式干预研究的新领域；社会学与公共卫生学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社会医学基本框架，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的作用规律被逐步揭示；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学、传播学等学科与公共卫生学交叉融合，形成了卫生管理、卫生经济、卫生政策、健康促进等众多学科分支，对公共卫生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泛。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快速转变，气候变暖、化学品大量使用、食品工业化生产、环境污染加剧、人口迁徙流动及老龄化加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及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各类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人类健康面临空前挑战，比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便是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经历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以先进病原体检测技术、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技术也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带来重大机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重要性更加凸显，使命任务更加艰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将有更大作为。更多详情